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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京哲律師事務所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召開了勞動合同法實施十周年案件情況新聞發布會,并發布了該院的《勞動爭議案件審判白皮書(2008-2017)》。白皮書中就法院審理此類案件設立的司法保障機制和司法審判理念進行了詳細闡釋。同時,白皮書還列出了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敗訴的原因并分別給出了提示和建議。記者注意到,“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和“未落實‘勞動基準’的規定和繳納社會保險的規定”分別是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敗訴的常見原因,而舉證能力則是雙方都需要關注的問題。

  案例一:

  違約金已經履行

  請求返還違反誠實信用

  邢某自2009年9月到某社服中心工作,雙方約定:“邢某須在某社服中心服務滿八年方可調離、辭職,否則邢某賠償某社服中心10萬元。”2013年6月14日,邢某與某社服中心訂立《解除聘用合同協議》,載明:“邢某服務期為八年;因邢某個人原因調往其他單位工作,邢某單方面違約,自愿賠付某社服中心‘代培費’10萬元;雙方自2013年6月30日解除聘用合同。”同日,邢某向某社服中心支付了10萬元。邢某主張若其不交納該違約金,將無法調動人事檔案,進而無法前往新單位工作,其是在違背真實意愿的情況下交納了10萬元違約金,故通過仲裁和訴訟途徑請求返還。某社服中心稱其單位為邢某辦理進京戶口,約定違約金的目的在于留住人才,而非為了收取錢款。雙方均認可該10萬元的錢款性質為違約金,而非名義上的培訓費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了邢某的請求。

  法官說法: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已經履行的違約金是否應予返還。某社服中心出于人才引進的考慮招聘了邢某,并在邢某在職期間給予必要的培養,若邢某選擇繼續提供勞動至服務期滿更符合某社服中心的利益。邢某作為解除聘用合同的主動提出者,其擁有繼續在某社服中心提供勞動至服務期滿或者向某社服中心支付違約金的選擇空間,現并無證據證明某社服中心強迫邢某選擇交納違約金而剝奪其選擇權;邢某堅持申請辭職并訂立《解除聘用合同協議》,其向某社服中心支付違約金系履行該協議所約定義務的行為,邢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承擔相應的行為后果。因此,邢某要求某社服中心退還其違約金及利息的請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勞動關系的良性運轉有賴于以誠實守信為基礎的穩定性預期,該預期的形成需要合同雙方嚴格遵守約定條款并承擔違約責任。因此,勞動者在入職時應當結合自身條件,充分考慮崗位前景、工資報酬、福利待遇以及其他難以用金錢衡量但與勞動者職業發展直接相關的因素,在權衡利弊后作出理性選擇,從而避免違約現象的發生。

  案例二:

  勞動者承諾放棄繳納社保

  違反法律規定無效

  王某系農業戶口,其與某鞋業公司自2008年12月1日至2015年2月13日期間存在勞動關系。王某書寫了自愿放棄辦理社會保險承諾書和申請書,某鞋業公司未為王某繳納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2015年2月13日,某鞋業公司與王某解除勞動關系,王某通過仲裁和訴訟要求某鞋業公司支付2008年12月1日至2011年6月未繳納養老及失業保險損失。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某鞋業公司向王某支付2008年12月1日至2011年6月未繳納養老及失業保險損失。

  法官說法:社會保險具有社會統籌性質,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繳納社會保險費不僅是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也是勞動者的法定義務,關乎職工、單位和社會三方的利益,不能通過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約定進行變更或放棄。雖然王某本人書寫承諾書放棄繳納社會保險,屬于真實意思表示,但該約定違反國家關于社會保險的強制性法律規定,應屬無效。用人單位未為農業戶口職工繳納2011年6月之前的養老及失業保險的,應當予以賠償。社會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使勞動者在遭受各種風險時獲得必要的生活保障,增強勞動者抵抗各種風險的能力,事關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和安全。社會保險具有強制性,不可通過約定排除適用。因此用人單位應該依法為勞動者足額繳納社會保險,否則不僅需要補繳或賠償未繳納社會保險給勞動者造成的損失,還需要承擔被罰款的行政責任。

  案例三:

  根據優勢證據規則

  減輕勞動者舉證責任

  田某系某地產公司銷售部員工,2008年4月,某地產公司望京房產項目銷售完成,田某辦理了離職,后通過仲裁和訴訟途徑請求某地產公司向其支付尚欠付的20%房產銷售傭金。田某提交了某地產公司銷售部關于本部門工作任務及傭金分配的相關方案和部分統計記錄等證據復印件,同時提交了某地產公司實際發放部分傭金的證據。某地產公司主張已經按月支付田某報酬,并無拖欠,也未就其公司制定的工資管理制度、計發辦法以及支付田某勞動報酬的具體情況提供相關證據證實,并且以田某提交的證據大部分為復印件為由不認可其真實性。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某地產公司應支付田某房產銷售傭金余款。

  法官說法:本案爭議焦點是計提傭金的有無及支付標準。田某就其訴訟主張提供了某地產公司“有關規定”復印件、實際發放部分傭金的證據及尚欠傭金統計。盡管某地產公司抗辯稱田某所提供的“復印件”依據不足,但該證據內容的形成應來源于某地產公司,且某地產公司應對田某提供的上述內容的證據負有保管和提供的責任,而某地產公司并未就本公司的工資管理制度計發辦法提供相關的證據證實,且不能對實際向田某發放傭金的證據作出合理解釋。因此,法院認定某地產公司舉證不足,不能證明其并未拖欠薪酬。勞動關系的從屬性決定了某些事實由用人單位舉證較為容易,也更加合理,作為勞動者的田某已經盡到了初步舉證責任,某地產公司舉證不力、抗辯不力,根據“證據優勢規則”應該承擔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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